建安诗歌时代特征

　　建安诗歌的杰出成就和特色，形成后来被称为“建安风骨”的传统，“风骨”，原指人的品格、性格，也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术语。

　　建安诗歌特征

　　东汉末年的动乱，既使建安诗人饱受乱离之苦，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，建功立业、扬名后世，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。……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，造成了当时诗歌“雅好慷慨”、“志深笔长”、“梗概多气”(《文心雕龙•时序》的特点。“慷慨”一词，为建安诗人所习所用，如曹操《短歌行》：“概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”……还有“悲风”这个意象，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，如曹操《苦寒行》：“树木何萧瑟，北风声正悲。”……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。

　　人生苦短的哀叹，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。当时社会动乱，生灵涂炭，疾疫流行，人多短寿。如曹丕享年40岁，曹植享年41岁，王粲、徐干、应玚、刘桢、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、二年的疾疫，孔融、杨修、丁仪、丁廙先后被曹操、曹丕所杀。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。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，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：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，如：“天地无期竟，民生甚局促”(刘桢《诗》);“人生一世间，忽若暮春草”(徐干《室思诗》);“良时忽一过，身体为土灰”(阮瑀《七哀诗》);“长恐时岁尽，魂魄忽高飞”(阮瑀《诗》)。第二种是概叹岁月短促、功名未立，却努力追求。曹操的《短歌行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。又如：曹植的《赠徐干》：“惊风飘白日，忽然归西山。园景光未满，众星灿似繁。志士营世业，小人亦不闲。”第三类虽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，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。这在曹操的《龟虽寿》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。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，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。

　　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，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。傅玄上武帝疏说：“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，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。”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，以文才武略自负，在进行诗歌创作时，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，而是另辟蹊径，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。如曹操诗古直悲凉、气韵沉雄;曹丕诗便娟婉约，有文士气;曹植诗“骨气奇高，辞采华茂，情兼《雅》怨，体被文质”(锺嵘《诗品》);王粲和刘桢的诗：“仲宣躁竞，故颖出而才果;公干气褊，故言壮而情骇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•体性》)。在诗体的运用上，也各具匠心。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;曹丕的《燕歌行》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;曹植、王粲、刘桢、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。在诗歌语言方面，曹操、阮瑀、陈琳诸人较为质朴，曹丕、王粲等人则较秀美;曹植既有风骨，又富文采，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。鲜明的个性色彩，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。

　　由于“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时序》)，建安诗歌带着浓郁的悲剧色彩。其诗“或述酣宴，或伤羁戍，志不出于慆荡。辞不离与哀思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乐府》)，曹操诗“悲凉”(锺嵘《诗品》)，曹植诗“颇有忧生之嗟”(谢灵运《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》)，王粲诗“发愀呛之词”(锺嵘《诗品》)，刘桢诗“感慨深至”(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卷二)。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，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，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，及早建功立业，赢得不朽的名声。

　　以上所举各点，就是“建安风骨”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。

　　发展历程

　　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，首先，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。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，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，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。而建安时代，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。这些与作者[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，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、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这就促使诗]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。

　　其次，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，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，得到广泛流传。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，即使采用乐府诗题，也很少具有故事性。

　　第三，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，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。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，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。建安诗人中，不乏作赋的名家，王粲、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。他们的诗，也明[显带有华丽的倾向。而且，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，在诗歌领域内，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。这些骈偶(即对仗)诗句，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。

　　总之，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，同时开始向文]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。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，是一个重大的开端。曹丕说“诗赋欲丽”，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。不过，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，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，也没有过分的繁缛、铺张，以至文句松弛，妨碍情感的表达。一般说来，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、浅显、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