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们仨》杨绛：从今以后，咱们只有死别，不再生离
105年的岁月风尘难掩她的风华。
多年前，钱钟书曾给了她一个评价：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”。
比之如今动辄山盟海誓的承诺，也许暮雪白头后的这种温柔称许，才是真正的情话。
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里一个温润的慰藉，以柔韧、温暖的笔触“一个人怀念我们仨”。
今天，先生走了，我们惦记她，是在惦记这个时代缺少的最美好的品质。
“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，娶她几十年从未后悔”
杨绛80岁寿诞时，夏衍曾为她题词：“无官无位，活得自在；有才有识，独铸伟词。”有时候，活着本身，就是一场艰难且漫长的竞赛。
在大部分的认知里，杨绛的身份先是钱钟书夫人，其后才是一位文学家、翻译家，实际上，杨绛成名比钱钟书早，她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，钱钟书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“杨绛的丈夫”。
文学理论家夏志清曾将他们的婚姻誉为：“整个20世纪，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钱杨夫妇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、晚年同享盛名的夫妻了。”
1990年，钱钟书的小说《围城》被搬上荧幕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
“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出去。
对婚姻也罢，职业也罢。
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”
被无数人时常引用。
实际上，这段著名评语就出自杨绛之手，她可谓是最懂《围城》的人。
多年前，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：“我见到她之前，从未想到要结婚；我娶了她几十年，从未后悔娶她；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。”
把它念给钱钟书听，钱当即回说，“我和他一样”。
杨绛答，“我也一样。”
杨绛：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“媳妇”，从旧俗，行旧礼，一点没有“下嫁”的感觉。叩拜不过跪一下，礼节而已，和鞠躬没多大分别。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，那么，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，不合适不要结婚。
抗战时期在上海，生活艰难，从大小姐到老妈子，对我来说，角色变化而已，很自然，并不感觉委屈。为什么，因为爱，出于对丈夫的爱。我爱丈夫，胜过自己。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，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，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、创造力而牺牲自己。这种爱不是盲目的，是理解，理解愈深，感情愈好。相互理解，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。
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。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，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。钟书说他“没有大的志气，只想贡献一生，做做学问。”
这点和我志趣相同。
钱钟书曾评价杨绛：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”。
赞她“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：妻子、情人、朋友”，比之如今动辄山盟海誓的承诺，也许暮雪白头后的这种温柔称许，才是真正的情话。
（留学时期的杨绛与钱钟书）
走在人生的边上
杨绛有篇散文名为《隐身衣》，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“仙家法宝”莫过于“隐身衣”，隐于世事喧哗之外，陶陶然专心治学。
她也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，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：“我和谁都不争、和谁争我都不屑；我爱大自然，其次就是艺术；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；火萎了，我也准备走了。”
苏东坡有诗：“惟有王城最堪隐，万人如海一身藏。”一个人如果要隐居，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。杨绛称自己就是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。
杨绛的“隐”并非因为年岁高了，而是她习惯了。
“钱钟书先生在时，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。”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朱虹曾说：“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，到处演讲的‘专家’联系起来，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“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‘两耳不闻窗外事’。”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的胡真才说到杨绛时这样讲，“从2004年出版的《杨绛文集》到现在的《杨绛全集》，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，在这样的高龄，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，‘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，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’。”
她静悄悄地隐身，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。
96岁时，杨绛写作《走在人生边上》，百年的沧桑中，先生总是以深沉的入世获得静看云卷云舒的安宁，她的内敛和温厚，包藏着丰富的处世智慧。
杨绛先生送给年轻人的九句话：
一、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。
二、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，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，百不称心，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。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，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，捣得愈碎，磨得愈细，香得愈浓烈。
三、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，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。好读书，肯下功夫，不仅读，还做笔记。人要成长，必有原因，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。所以，关键还在于自己。
四、少年贪玩，青年迷恋爱情，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，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。人寿几何，顽铁能炼成的精金，能有多少？但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；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，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。
五、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，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。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，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。你稍有才德品貌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。你大度退让，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。你要不与人争，就得与世无求，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。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，就先得和他们周旋，还得准备随时吃亏。
六、惟有身处卑微的人，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。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，也不用倾轧排挤，可以保其天真，成其自然，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。
七、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，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；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；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；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。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、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。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，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，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，这便是人生哲学。
八、我是一位老人，净说些老话。对于时代，我是落伍者，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。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，想提醒年轻的朋友，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，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。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、吸引、支持和鼓励，两情相悦。门当户对及其他，并不重要。
九、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。简朴的生活、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
我们和杨绛之间，隔了几代人。
当年她眼中的“年轻人”，现在已是我们眼中的“老先生”。
望着这些白发苍苍的“老先生”，很难想象他们在杨绛身边做“年轻人”的样子。
是的，她是穿旗袍的那一代，我们是玩“苹果”的这一代。
可是，为什么在今天，还有那么多人用“苹果”读杨绛的故事？仅仅因为她长寿吗？还是因为她是钱钟书夫人？
在杨绛的世界里，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。
因为她智慧而温厚，从不飞扬躁厉；因为她坚韧而幽默，从不忘记微笑；因为她勤勉而淡泊，从不追名逐利；还因为她求真而勇敢，从不说假话认假账。
我们怀念她高贵生动而深湛的灵魂。
我们惦记她，是在惦记这个时代缺少的美好品质。
“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”
1977年1月，单位给了杨绛一串钥匙，让她去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看房子。立春那天，杨绛母女由年轻朋友陪着，收拾行李迁入新居。杨绛怕钱钟书吃灰尘，把他当作一件最贵重的行李，下午搬迁妥当后，再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。
从此，一家人安顿下来，专心读书做学问。
钱瑗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，也像杨绛一样，为他人忙得像陀螺，没有自己的时间。
1995年春夏，钱瑗开始咳嗽，只当是感冒；当年秋冬腰疼加剧，起不了床，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。直到1996年1月，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，住进北京胸科医院，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：“妈妈等着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3月，确诊是肺癌晚期。
外文所的薛鸿时曾回忆说：“那时钱先生住在北京医院，钱瑗的医院在西山，两个医院相隔很远。杨先生是又伺候钱先生，心里又想着女儿。”
钱瑗瞒着妈妈，只说是骨结核。杨绛明白女儿可能时日无多，但又瞒着钱钟书，说女儿能治愈，一年或八个月就能好。
钱瑗借故不让妈妈去看她，怕妈妈劳累，也怕妈妈见到她的惨状伤心。两人好不容易见面，“妈妈看着女儿，女儿看着妈妈，一句话都没有”。
1996年11月3日，医院给钱瑗发了病危通知，钱瑗的第二任丈夫杨伟成告诉了杨绛。8天后，杨绛到北京医院照顾钱钟书，钱钟书忽然对着她背后大叫了七八声“阿圆”，然后对杨绛说：“让小王送阿圆转去。”杨绛问：“回三里河？”钱钟书摇头，杨绛又问：“西石槽？”答：“究竟也不是她的家，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。”杨绛答应转告圆圆后，他才安静。此后，钱钟书不再呼唤阿圆，也绝口不问女儿的病情。
杨绛最后一次见女儿是1997年3月3日。第二天下午，钱瑗就在安睡中去世了。杨绛还得到医院看钱钟书，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。她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告诉钱钟书。
百般思量，起初继续装作女儿依然安好。过了4个月，见钱钟书身体较好，杨绛才花了一个星期，一点一滴说出来。
“圆圆现在没病了”“她没痰了”“她不咳嗽了、能安眠了”，以及她如何比爸爸舒服。其实杨绛第一天说时，钱钟书心里就明白了，但到第七天明说“她已去了”，钱钟书还是体温立即上升。
不过，钱钟书从此也就心安了。
杨绛问他：“若我聪明点，还能骗你吗？”
当时已经不能说话的钱钟书摇头。
杨绛又说：“我要写一个女儿，叫她陪着我。”
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。
一年后，钱钟书去了。杨绛兑现对钱钟书的话，开始写《我们仨》。
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，女儿活了，与妈妈相依相偎。
写到动情处，杨绛的泪水落在纸上，不能自已。
2003年，《我们仨》出版，扉页上一句“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”，叫多少人读之泪下。
“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”杨绛曾这样感叹一家人的失散。
在《我们仨》的结尾处，杨绛把自己比作一个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——“家在哪里，我不知道，我还在寻觅归途。”
病中，钱钟书曾向杨绛交代，他死后不留骨灰，不设灵堂，恳辞花篮，不举行告别仪式，不开追悼会。杨绛说：“我自己，这样办得到；你嘛，就很难说了。”钱钟书说：“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喽！”钱钟书去世时杨绛赶到床前，彼时钱钟书已经合上一只眼，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。
杨绛帮他合上眼睛，轻轻在他耳边说：“你放心，有我呐！”
“逃逃逃逃逃！”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，杨绛记忆深刻。
“钟书逃走了，我也想逃走，但是逃哪里去呢？我压根儿不能逃，得留在人世间，打扫现场，尽我应尽的责任”。
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——古希腊语哲学读本、柏拉图《对话录》中的 《斐多》，一头扎进去，忘记自己。
“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，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，力求通达流畅，尽量避免哲学术语，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。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，我译前已读过多遍，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，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，深深打动了我，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，对真、善、美、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，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。我感到女儿和钟书并没有走远。”
2000年，中译本《斐多》出版，被称为“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”。
要说杨绛一个人的生活有多精彩，恐怕是不可能的。
但要说有多悲戚，相较于其曾经历过的风风雨雨，为钱钟书、钱瑗，这三个人的家庭所共同经历的悲欢岁月，诸般体会，恐怕杨绛在窗畔灯下回忆过往种种，仍能笑得出来。那苦放在心里，是对不能一起共同生活的遗憾，对杨绛先生这般年纪，总要看淡，才有面对明朝太阳的勇气。
上世纪40年代初，钱钟书失业回了上海家中，虽然沦陷区生活艰苦，但钱钟书很满意，因为总算和家人团聚了。他发愿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咱们只有死别，不再生离。”
今天，当杨绛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时，微博热评中频频出现这句话：“你们仨，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。”
先生千古。
杨绛，1911年7月17日出生，本名杨季康，祖籍江苏无锡，我国著名翻译家，文学家，戏剧家。
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。1935年—1938年留学英法，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、清华大学任教。
1949年后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主要文学作品有《洗澡》、《干校六记》，另有《堂吉诃德》,西班牙流浪小说《小癞子》等译著，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《我们仨》，96岁成书《走到人生边上》。
丈夫钱钟书，著名文学研究家、作家。
